12岁那年，我被外交部选中做小留学生，到国外学外语。
我们坐着代表团的一辆黑色林肯去格林威治村的小红房子学校就读。
一进学校，我们就呆了，这美国人怎么这样！穿破破烂烂的蓝色劳动布裤子（后来才知道这叫牛仔裤），膝盖那儿还有两个大窟窿，上身就穿一件小衬衫，印着英文（后来才知道这叫T恤衫），不三不四的。老师比学生还糟糕，一点也没有中国老师的尊严，老跟学生嘻嘻哈哈，成何体统！开学典礼在一个大礼堂里举行，学生都席地而坐，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说话、打闹，嘴里还老嚼着跟橡皮差不多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叫泡泡糖）。
典礼上，只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似的激动，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鲍勃迪伦，他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三个月一晃就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的英文一点长进都没有。每天到学校，老师开始讲课，我们就打呼噜。
代表团的领导们不干了。每个学期，中国政府为我们交两千多美元学费。那时，主管我们的是张希生，唐闻生的母亲。老太太年已花甲，但非常灵，想出个鬼点子，让四个孩子全住到美国人家里去。我住的那家叫加恩，父亲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职员，母亲是自由职业者，专给杂志和图书画插图。家中有三个孩子，吕贝卡、维多利亚和克里斯托弗。两个大的是女孩，最小的是个男孩，才五岁，大女儿吕贝卡是我的同班同学。
我住进美国人家的第一个感觉是，美国人不把外宾当回事儿！我安顿下来后，头一件事就是学着干家务。这家人喜欢动物，养了一条狗、两只猫、一只鸽子。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每年动物都递增，一直到三条狗、两只猫、一窝子老鼠、一条蛇和一只二尺多长的南美蝎子。孩子们负责管理这些动物的日常生活，还做一些其他家务。我本着学雷锋的精神，积极抢着干比较脏、累的活儿，吕贝卡告诉我，刚开始她们觉得我傻，好欺负，后来见我换猫粪箱时那种不怕脏、不怕臭先进工作者的样子，觉得我不正常。后来，我不干了，天天跟她们下棋，谁输了谁干脏活，她们反倒觉得我正常了。
在美国，我还学到两样东西，其一会给我的后代带来幸福，其二毁了我一辈子的财运。第一件事是因为我和吕贝卡的一次争吵。孩子们吵架时是可以说出恶du的话的，特别是敏感聪明的孩子，吕贝卡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吵架的起因早就忘了，我只记得她恶狠狠地对我说：就是因为你不可爱，你爸爸、妈妈才不要你，把你送到美国来。我们真倒霉，还得收养你。
我不依不饶地说：你懂个屁，只有中国的人尖子才能出国，别的父母想送还送不成呢。我将来是当外交部长的料，你八成是纽约街上的垃圾工人。
吕贝卡反驳道：我父母绝对不舍得让我离开他们。我再没出息，他们也爱我，我是他们的女儿。你要是再没出息，就更没人要了。我哑口无言。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吕贝卡的伶牙俐齿。我要是有孩子，我也不想让他17岁漂洋过海求学业，一定把他搂在怀里，紧紧不放。我头脑很清楚，母亲为我做了一切她所能做的，但我心里摆脱不了一种被抛弃的恐惧，因为吕贝卡的话我会在梦里听到。
其二是我们几个孩子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当时，我们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代表团从来没有发过零花钱。学校外面有个卖意大利冰的小摊，孩子们午休时都去排队买，我只好看着。别人要请我吃，我还要面子，说不喜欢。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大家都在街上买吃的，我实在感到委屈，在一边掉眼泪。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在她怀里痛诉了一番。她笑了，拉着我的手到动物园去。在那儿，我能亲手喂羊、喂马。等我们回来，同学都吃完了，我也把事情忘了。回家时，班主任问我玩得开心吗。我说开心，她笑着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得自己找乐子。
1995年，我去美国最有名的高盛投资银行应聘，有一个资深副产品交割员死活看不上我，理由是我没有饥饿感,就是说,我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使我立刻意识到,12岁时,班主任把我带坏了,在动物园15分钟就让我一生没了饥饿感。
现在想想小时候洋插队,一半是童话,一半是噩梦。可惜的是,我们去了四个孩子,只有一个现在在外交部做事,其他的又都移民了,国家的钱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