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常看到: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以下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
第一个,来自不信任。现在中国巨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飞机飞不了,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他拿起电话一打,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就急了,说北京天气好着呢,你怎么撒谎?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的确,它们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仍要替它们申述一点: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撒谎。撒谎导致公众不信任,所以公众就会产生焦虑,如果彼此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
第二个,来自中国人的怕吃亏。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亏。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那我不冤死了。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几乎所有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料之外,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一天就能游完。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这就是过去物资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抛弃这种生活方式,抛弃这种节奏。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就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才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这种心态,一切就会好得多。
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都与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卖猪肉的人用喂了瘦肉精的猪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买了馒头,没想到馒头被别人染了色;卖了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去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怎样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第一,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富起来的时候,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就像大画家董寿平,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大画家,是因为他们家太富了,他却只喜欢画画,把财产全扔了,一心画画,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财富吗?他会成为大画家吗?当中国人都成了富人的时候,生活会静下来,这需要公平,规则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第二,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因为我参与其中了,就像陪审团。中国现在也慢慢开始让民众的意见参与进来,你参与其中了,才会拥有更大的信任感。
最后一个,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抵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
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中国人走进寺庙或者道观,目的非常明确没孩子,去找观音;病了,进药王殿;缺钱,拜财神爷。另外,中国人还发明了许愿和还愿这一说,信仰全是临时的,千百年来都这样。
当然,必须强调,在中国,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就是要有所敬畏。改革开放30多年,欲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畏是两个词:尊敬和畏惧。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这边是敬,那边是畏。如果河的堤坝足够高,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都不会泛滥成灾。一旦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变低了,欲望的河流就会奔腾泛滥,带来无数灾祸。人一定要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会那么焦虑。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