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值新一轮巴以冲突高峰期，但村上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最终前往以色列受奖，并发表了以人类灵魂自由为主题的获奖感言。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

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说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然而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刻在内心墙上的：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但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吗?

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sha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它还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而我们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sha害我们，及令我们sha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自我贬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90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无论敌友。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来的东西之一，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之一。

我们都是人类，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