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舅姥爷，我妈妈的大舅，不久前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他的一生，就像一个标本，每一小节，都密密麻麻地烙着时代的印记。
　　
　　人活到最后，只剩下活着，但有的人是将富贵、贫贱、幸福、磨难都经历了。我的大舅姥爷呢，他这一生，幸福的时刻太少，他受的磨难，似乎比他这一生都长。
　　
　　大舅姥爷年轻时有个外号叫细腰，一个男人叫这么个外号挺奇怪，村里人就叫我看：你看你舅姥爷腰多细。我远远地看向正挑着水桶走过来的舅姥爷，他肩膀宽宽的，线条凌厉地直下，正是如今所言的倒三角，农村人不谈审美，只说他一看就是个庄稼把式。他干起农活的确又灵巧又舍得出力，还有一手好厨艺，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做饭。这么个人，却打了一辈子光棍，在当时倒也不稀奇，一个破落地主出身，能抵消他全部的优点。
　　
　　他祖上有些田地，到他父亲手上时，据说还有几十亩，但都是些薄田，好点的都被他父亲du*博输光了。他母亲去世得早，父亲总是在年前把那点地租输掉，年后青黄不接时，就带着两个儿子去逃荒要饭。
　　
　　小舅姥爷说他那时只有五六岁，最怕他父亲让他坐到筐里去，另一只筐里已经装了锅碗和棉被，扁担一挑，就可以上路。他总哭着不肯上去，但最后，还是坐在筐里，跟着父亲和哥哥，一路要饭，来到六安一个叫徐集的村镇，停留在那里，到割麦时节才离开。
　　
　　十多岁时他们变成地主羔子，田地被没收，唯一的一把太师椅也被工作队扛走了。
　　
　　两个舅姥爷的婚事因此被耽搁，媒婆见了他们都躲着走。据说也曾有一家人，有个独生女儿，那年修房子，大舅姥爷去帮他们打土坯，他们看中他好人才，希望他能入赘，跟前跟后地跟他商量，大舅姥爷不说话，干完活就走了，失去这辈子唯一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机会。
　　
　　大舅姥爷一辈子就吃亏在心高气傲上了，他的出身让他不得不低头，他就要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不管他怎么勤扒苦做，家境也很难改变，不请自来的，是令无数中国人谈之色变的1960年。
　　
　　最先饿死的，是舅姥爷的奶奶，也是我姥姥的奶奶，我妈喊她太奶奶。这个太奶奶，是我妈荒芜的童年记忆里的一抹暖色。那时家里有点啥好吃的，太奶奶都会给我妈留着，还时不时叫大舅姥爷跑上几十里地，送去从附近沟渠里挖的藕、钓的鱼虾、捞出来的鸡头米，加上树上结的枣子等等，满满一筐好吃的。
　　
　　饥荒年月一开始，太奶奶就不肯吃饭了，从公社食堂里打回来的那点稀汤端到面前，她掉过脸去，硬饿。两个舅姥爷求她吃，她说：傻孩子，我吃了，你们吃啥？我是死得着的人了，你们年轻轻的，还没活成个人呢。大舅姥爷说：直到最后，她牙关都咬得铁紧。隔了那么多年，大舅姥爷的口气很平静，我听了却有些异样的感觉，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我想，他原来也是被人全力爱过的啊。他的奶奶，知道这个大孙子后来再没被人那样爱过吗？
　　
　　大舅姥爷的父亲紧随其后，先是浮肿，然后觉得浑身不舒服，跑到县城去看病，还去了他女儿也就是我姥姥家。我姥姥不大待见他，要他回去，他回去不久就死了。我妈说：哪是什么病啊，就是饿的。
　　
　　我觉得姥姥未免凉薄，我妈说：也是怪他一辈子不正混。再说，那时候，给他吃了，我们就得饿死，你不知道那大饥荒啊，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树上的叶子全部被捋光，冒个芽就被摘掉，榆树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地上长的剔剔牙又苦又涩还有刺，也被人薅回去煮汤，就那样后来还照旧能长出来，那是老天养人。种子要在粪便里泡过才能种下去，不然人家就扒出来吃掉，就这么着，种下的花生，照样有人扒出来，回家使劲烀了再吃。
　　
　　饥饿中，一向疼爱我妈的舅姥爷们也变了，我妈原本是在他们肩膀上长大的，现在，再回去，他们都是严阵以待，一脸寒霜。许多年后我妈说起这些，并没有责怪之意，饥饿让细枝末节都变成生死取舍，他们担心我妈吃他们那点口粮，也是人之常情。
　　
　　那是最为可怕的三年，之后也没好到哪里去，能吃顿饱饭还是在1978年之后，舅姥爷的地主帽子也被摘掉了。
　　
　　年景好了，地不够种了，大舅姥爷琢磨着还能干点啥，他当年逃荒要饭一度还给人做过长工，去过些地方，知道货郎挑子很受欢迎，他脑子活络眼皮子够使，这活儿，他干得了。
　　
　　他托我爸买了辆凤凰自行车，在城里批发了些针头线脑布匹糖果，又弄了个拨浪鼓，走乡串户地吆喝上了。
　　
　　靠着这小买卖，大舅姥爷成了村里的冒尖户，走起路来腰杆直直的，眼睛看到天上。我小时候去他家，就听隔壁女邻居捂嘴窃笑：你看你大舅姥爷傲的，果真钱是人的胆。也有人来给他说亲了，那时他也不过四十多岁，村里跟他情况差不多的，都想方设法讨了媳妇。外村的寡妇或从外地带回来的女人，大舅姥爷一概拒绝。我姥姥最了解这个兄弟，说：他是怕人家来吃他的。你大舅姥爷啊，最尖了。
　　
　　吾乡，这个尖，指的是吝啬。大舅姥爷的尖也是出了名的，都说他手头票子不少，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村里人都住上瓦房了，他还是那几间茅草房，快塌了，才勉强盖了两间小房。人和牲畜一个屋，晚上，人们听着广播拉着呱，总能听见那头大黄牛不甘寂寞地哗啦啦尿起来。大舅姥爷最大的爱好是数钱，闲来没事儿，他就坐那儿数钱，或是朝床上一歪，或是往树下一靠，掏出口袋里那沓钞票数啊数的，每一次点数，似乎都有一种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喜悦。
　　
　　正是这个爱好，断送了他的货郎营生。那回，他一大早出门进货，午饭时候也没回，下午，他脸色灰灰地回来了。我妈问他咋了，他拿出一块酒瓶底大的茶色玻璃，朝桌上一放，不说话，问之再三，才知道，他这大半天，都在等那个把这块茶色玻璃抵押在他这里的人。
　　
　　是那种老pian*局，一个人卖所谓祖传宝贝，另一个人想买，没带钱，转脸看见大舅姥爷，求他把钱先垫付一下，以这宝贝再加一块手表做抵押，自己回去取钱，马上就回来，还有重谢。
　　
　　大舅姥爷垫付了三百块，然后等啊等，等到旁边开小店的人都不落忍了，提醒他说，这人是个pian*子，大舅姥爷方才明白上当了，失魂落魄地转回家来。
　　
　　此事的唯一后果是，大舅姥爷再也不愿意进城进货了。他沉默地结束了货郎生涯，又去想别的致富门道。村里修水渠时，他在村口卖过胡辣汤，我还去喝过几大碗，至今仍记得那种彩旗飞扬、锣鼓喧天的欢实劲儿。施工队撤了之后，他试着种西瓜、香瓜，还养过一种安哥拉长毛兔，卖兔毛，等到这个营生也逐渐衰落，他去帮村里的窑厂看砖窑，这个活最后被窑主亲戚顶掉了，他就到城里来找我爸，让我爸给他找点活干干。
　　
　　我爸当过多年记者，这点人脉是有的，就把他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单位看大门。对于大舅姥爷来说，这个工作真是得其所哉。他上了年纪，睡眠少，帮上下夜班的人一再开关门也毫无怨言。他话少，生得威严，那个单位，从领导到普通员工，对他很有些尊重，过年的福利也分给他一份。闲暇时候，他学会了修鞋的手艺，经常帮员工们义务修个鞋什么的，只收个成本费，很受欢迎。
　　
　　大舅姥爷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好几年，七十三岁那年回到家乡他迷信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再则，他的身体的确也大不如前了，他希望能死在自己亲手盖的那两间小砖房里。
　　
　　这一愿望没能实现。他回去不久，原先住的圩子被开发商看上了，找了村里的干部，动员村民拆迁。大舅姥爷不答应，村里停了他的水，他就去井里打水；停了他的电，他本来就不怎么用电，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那两盏五瓦的灯泡，这下，他干脆睡到门口屋檐下，还可以防止拆迁队偷着拆房把他活埋在里面。
　　
　　我仔细了解过开发商给出的价码，一平方米赔偿四百块，加上宅基地的补偿款也不过五六万，而开发商新建的房屋一平方米为两千元，也就是说，赔偿的那点钱，只够买个二三十平方米。我也觉得义愤，赞成大舅姥爷对抗到底，不过此时已是深秋，似乎不适合睡在屋檐下。我跟大舅姥爷说：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需要的话，我可以立即赶回来。
　　
　　过了好一阵子，大舅姥爷那边没有动静，我打电话问我妈，我妈说，他已经答应人家了。我惊叫道：这怎么行？我妈说：别人都搬走了，就他老哥俩待在那里，好像他们多难缠似的，村里人也老说他们，他们就搬了。
　　
　　唉，其实我也懂，大舅姥爷爱他那房子，但更爱面子，生平最怕给人添麻烦，受不了人指指戳戳，即使他是受害方。
　　
　　接下那笔拆迁款后，他和小舅姥爷一道，依傍小舅姥爷的养女生活。养女已经出嫁，和丈夫住在附近的集市上，有个上下一共两间的小楼，两个舅姥爷，就在楼下搭了两张床。那五六万补偿款，加上以前的积蓄一共十二万，他们一起交给了养女。
　　
　　白天，养女夫妇出去打工，两个舅姥爷就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逢集，大舅姥爷到门口支起补鞋摊子，小舅姥爷帮村委会扫垃圾，如果都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倒也颇能过得去。
　　
　　但大舅姥爷开始生起病来，也不是什么大病，他这一生，将这身体用得太狠，又养护得不够，像是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三天两头地要进修理厂。大舅姥爷每次进医院，医院都会下住院通知单。
　　
　　大舅姥爷是五保户，按政策医药费全报，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医保的系统里硬是找不到他的名字。养女去找镇政府管这事儿的，管事的叫她去找村委会，村委会则发誓说报上去了，还叫她去镇上。
　　
　　再去镇上，管事的那人正在跟几个人打牌呢，眼睛盯着牌说：等这把打完。好不容易等他打完了，那人站起来，从包里抽出个塑料袋，上集市买菜去了。等他买菜回来，得到的答复还是，找你们村委会去。
　　
　　不得已，我找了跑新闻的同事，同事辗转找到该镇一个分管文化卫生的女副镇长。女副镇长答应得很好，就是不解决，其间周折我也忘了，一筹莫展之际，我发了条微博，说了这件事。这条微博被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朋友转发，很快，舅姥爷的养女打电话来说，镇里派人来看他们了，答应马上帮他解决，同时也抱怨他们不该捅到网上，委屈地说：我们不就打个小牌吗？倒说得大舅姥爷很不好意思，转脸就骂那养女不该到处讲。
　　
　　大舅姥爷从此可以顺顺当当去住院了，住了几回之后，他不肯再去，说他看了那住院单子，每次都要花一两万，虽然不要他掏钱，但那也是国家的，他这把年纪，不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
　　
　　大舅姥爷就那样在家里躺着，以微弱的生命力，与命运硬扛。与此同时，他周围的一些人，为谁家给他办丧事而争执不已吾乡规矩，在谁家办丧事，收取的份子钱就归谁。舅姥爷这一生，不曾结婚生子，放出去的份子钱，可以一次收回，数目想来不少。
　　
　　在那个春末，大舅姥爷终于将生命清零，他没有留下子女，也未曾听说有什么感情瓜葛，他这一生，活得像一块石头，唯一的意义，似乎只是在石头上留下风雨的痕迹。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的。听到死讯时，我对儿子说：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看望的那个太姥爷吗？八岁的孩子眼皮都不抬地说：他死了是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当时看到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可怜？儿子说：我们将来不都得这样吗？
　　
　　也是，我们将来都得这样，这也许是生命唯一的公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