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战士，我是1993年夏天认识他的。那天我陪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至深夜返回，途中，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岗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山高路滑，崎岖坎坷，没有防滑链，车子如履薄冰，生死悬乎一线啊！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倍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索拉。他一个人掌管着山上4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那天晚上，索拉为我们忙活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说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过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吧。
　　
　　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但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的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相比，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当时我也许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再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多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的话，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天空，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听不见了。说着笑笑，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吵吵，睡不着觉。脸上毫无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子非常难受。我知道，正因为发电机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去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昵？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转业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三百字的稿纸，写了两大页，字体工整得像是用蜡笔刻写的，内容就是两个词：感谢和祝福。信的最后，他连着写了半页纸的扎西德勒，最后一个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写的，让我感动得忘记了他已经失聪，当即给他打去电话。好在那时他已经下了山，身边有战友，关键是识了字。就这样，我们勉强通了一个电话，转达我对他的问候、感谢和祝愿。
　　
　　有时候我想，生活对他不公平，但索拉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温暖我。他总是用不变的笑容和无言的努力，应对生活赋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聪，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独和寂寞。在他无言的努力下，现在的他可以读、写并理解我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第一个寄给他。十多年来，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这个喧哗年代里安静下来的一个外力。
　　
　　作为一个义务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个月的全部收入，不到5000元，这是他的津贴和高山补贴。在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带，连氧气都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里还能有其他什么呢？据我所知，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草，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