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入影圈至1979年的七年时间，我拍了55部戏。过着日夜颠倒长期睡眠不足的日子，加上得失心重，在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下，我崩溃了。
　　1979年冬天，我离开了复杂的电影圈，到美国进修。与其说是进修，不如说是疗伤。
　　一身黑皮长裤套装，瘦长的身躯，出现在台北松山机场(当时还没有桃园中正机场)。前途茫茫，心想哪怕是到餐馆打工，都比生活在自己无法承受的压力下好。
　　在美国开着我的第一部大红跑车火鸟，游走在加州的每一个角落，享受着加州的阳光，享受着自己支配时间和自由思考的乐趣。
　　在美国一年半，我拍了一部港片《爱sha》。1981年夏回到台湾，文艺片已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新艺城式的喜剧片，只要新艺城出品的片子，必定是票房的保证。英俊小生也没以前那么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喜剧演员、硬底子演员、谐星，就算是文艺片的女生也要大展拳脚扮凶狠手辣状。我这个素来演爱情文艺大悲剧的演员，竟然也要戴起眼罩扮独眼龙，穿着高筒靴拿着长枪，一脸冷漠，学人家打打shasha的。
　　回到台湾的三年时间，我拍了14部戏。一部琼瑶的文艺爱情片、一部军教片、三部警匪片、六部喜剧枪战片、一部情报片、两部古装刀剑片，接触的工作人员很复杂，这些人也跟我在电影里一样，也在私下上演着真实人生的刀枪拳脚江湖片。
　　在拍《慧眼识英雄》的第一天，现场出现一位笑容腼腆、个子矮小的男士，我和他攀谈了几句，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后来听说他是黑社会老大、是老板，想找我拍戏。我看他腼腆像个好人，帮他拍了几部戏。他算是个讲道义的黑帮人士，并没有让我吃亏。
　　台湾的交通很乱，有一次他坐我的车，旁边的车不守交通规则，我破口大骂，他反倒被我吓了一跳。又有一次大伙儿吃完晚饭，他建议我到狄斯角夜总会听歌，我虽然想去看看，但又担心那种场合会很乱，他腼腆地笑着说：最乱的就在你身边，你还有什么好怕的？说的也是。
　　回台拍的几部戏，票房成绩都不错，于是我又成了抢手的演员。这对我来说却并不是件好事。许多黑社会老大都找上了门，我实在不想接他们的戏，却怎么推也推不掉。他们出手豪爽，而且所有条件都肯接受，如果不接的话，就等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有一晚，一个黑道人士，背着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满了现款，250万台湾纸币铺满了我客厅的咖啡桌。等他走后，我拿到卧室，放进小保险箱里，却怎么都不能全部塞下去，只好拿出一部分放在抽屉里，等到隔天存入银行。
　　朋友知道后为我捏了一把冷汗，说我太大胆了。我想也是，那时全家人都在美国，只有我一个人在台北，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得了
　　警察局对面，拍戏空当，我回我的小白车后座休息，秘书叶琳几次提醒我不要开后车箱。我觉得奇怪，没事我干嘛开后车箱？原来制片在后面放了很多手枪。
　　夜里，有一位制片开车载我和秘书叶琳到台中拍戏，要等到天亮才开始拍，拍完我的部分再接我到其他现场。因为太累了，倒在后座就呼呼大睡，忽然嘭的一声，大家吓了一跳，叶琳和制片转头看我，原来我滚到座椅下了。我瞧见叶琳的脸色非常难看，说了声：我没事！又继续睡觉。到了天亮，下了车，叶琳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为什么她脸色难看，因为她在前座的座椅下摸到一把枪。
　　天刚亮，我和尔冬升拍完夜戏，很累，经过田埂，看到一部奔驰车陷在稻田里，许多人在想办法把它弄上来，我瞄了一眼也懒得理。片场小弟说那车是来接我们的，尔冬升马上钻进我的车，说他宁愿坐我的小破车也不愿意坐他们的奔驰车。在车上，尔冬升说，站在奔驰车旁那个男的，脸上表情冷冷的，眼神很凶。听说他叫，我按谐音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螺丝起子。
　　拍戏现场，化妆时间，有一位黑帮小弟，试探性地问我：跑路的话，你会不会借钱给我？我假装不知道什么叫跑路，旁边的人帮忙解释，我灵机一动：呸！呸！呸！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话。后来尔冬升跟我咬耳朵：我刚才很替你紧张，不知道你会怎么说。还好你答得机智！
　　我们在椰如餐厅拍时装打斗片，一进餐厅就感觉气氛怪怪的，有一位粗壮高大、头发鬈鬈、脸上有刀疤的男子，站在化妆桌旁，化妆师拉我到一边，告诉我他是我的贴身保镖，外号叫小玫瑰。真逗笑，这样的外形居然叫小玫瑰，我偏叫他刀疤小玫瑰。我们在餐厅门口拍摄，刀疤小玫瑰就坐在对面小巴上。拍到放枪的戏，枪声很响，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对面巴士跳出一个人用枪指着我们这个方向，反倒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小玫瑰以为这边有枪战。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却又忍着不敢笑。
　　在阳明山拍夜戏，山上来了两个制片人。听说他们都带备武士刀，还以为会有血淋淋的事发生，幸好最后皆大欢喜。原来他们三部戏每天都分到八个小时。一天才二十四小时，那就表示我几天都别想睡觉。
　　那个时候我一心想离开台湾这个是非圈，到香港发展。正好1984年导演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我一口答应了。
　　从此以后香港片约一部接一部，我就在香港呆下了，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
　　回想起当年黑社会在我身边的日子，能够全身而退，真是上天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