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急需法文教师，到处寻找，没有找到通晓法文的教师。院领导正在着急的时候，英文老师陈世骧推荐：我有个朋友，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法文水平很高，可以当法文老师。
　　
　　陈世骧推荐的是金克木。论学历，金克木只是个小学毕业生，但陈世骧说金克木中学里教过英文，从初一到高一四个班的课都由他教，教学效果非常好；他不仅英文好，而且法文水平也好，足以胜任大学教师。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陈世骧拿出北大外籍教授法国人邵可侣所着的《大学初级法文》，翻开里面的法文序言，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木对此书的贡献。
　　
　　邵可侣是法国巴黎公社着名人物的后代，法语教学中的权威人士，而《大学初级法文》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科书。既然邵可侣都认可金克木，金克木又亲自参与了教科书的编订，而湖南大学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所以最终决定聘任金克木。（金克木：《教师应考》）
　　
　　1930年，金克木18岁到北平求学时还不懂英语，靠着好奇心和钻劲，凭借几本英语工具书，又找了一位要学费不高的私人老师，便在很短的时间内看懂了英文原版书《少年维特之烦恼》、《阿狄生文报捃华》，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同样的方式，金克木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世界语。1933年，金克木去北京大学旁听邵可侣的法文课，得到邵的赏识，学习效果非常好。之后，金克木整理并校订邵可侣的讲义成为《大学初级法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邵可侣在法文序中特地提到了金克木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便是他当大学老师的敲门砖。
　　
　　金克木也参与到邵可侣组织的法语圈的交际活动中，并在一次聚会中认识了着名教授吴宓，相互间很谈得来。
　　
　　金克木的这些经历，陈世骧虽然有个大概的了解，但无论如何，让一位只上过小学而半路出家学法语的年轻人去大学教法语，毕竟很不寻常。
　　
　　紧接着，当陈世骧得知教学课本并不是邵可侣编的那本，而是用英文讲法文的外国书时，便更加紧张。
　　
　　陈世骧生怕自己推荐的人无法称职，所以，在金克木上第一堂课时，他在外面听了半天。金克木一点也不知道，他只是顺顺利利地教好一堂又一堂课，其教学质量得到学校的认可和学生们的欢迎。这应该很富传奇色彩吧。就像金克木所说：恐怕暗中听我的课的不止他一个。谁能相信一个没出过国的年轻人竟能对大学生用英语教法语做中-国话解释呢？
　　
　　1941年到1946年，金克木在印度工作和学习。他虽然没去哪个大学进修，但有缘到天竺释迦佛初转法轮处的鹿野苑，住香客房间，与僧徒为伍，在寺庙中饱读佛教典籍。他再一次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对梵文和佛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因此四处求学，最终得到已归隐的法喜老居士的真传。法喜老居士曾在印度的大学教书，后又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他因为不适应严寒气候而回到印度。许多人慕名而来，向他学巴利语、学佛教，但从没有人找他学梵文。金克木是他的唯一的梵文学生，他倾全力将自己的学问传给了金克木。金克木曾在《父与子》一文中提到当时的教学：熟悉了以后，白天也让我去，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在这样的学习中，金克木精通了梵文和佛典。当他1946年回国时，他其实已成为中-国某些领域中的稀缺人才。
　　
　　金克木一到上海，郑振铎就说推荐他到大学教梵文，但没能如愿。也许是因为金克木的低学历吧。
　　
　　紧接着，曹未风告诉金克木，说吴宓先生在武汉，可跟他联系。金克木与吴宓很熟悉，吴宓很看重金克木，马上向武汉大学推荐。
　　
　　吴宓当时是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其学问及人品则是学界普遍推崇的，所以，他的举荐是很有分量的。但吴宓也没想到，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而文学院长刘永济却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原因跟金克木第一次当大学老师一样。当时武汉大学也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金克木正好填补这一空缺。
　　
　　推荐人吴宓不放心了。他十分认真地对金克木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金克木回答：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金克木：《教师应考》）
　　
　　吴宓仍不放心，于是也像陈世骧一样，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
　　
　　从此，金克木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跻身中-国最优秀的教授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