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老头儿虽然被人戴上了最后一个士大夫学者文学的代表之类的帽子，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体系，有杂而无学。
　　
　　老头儿之杂，起码有三，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
　　
　　父亲看杂书的习惯，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他在聊天时说过，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他可傻了眼。
　　
　　不过，父亲白天上课虽然有时溜号，晚上却没闲着，总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有时一直看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接着逃课。我问他都看什么书，他说：没准儿，就是瞎翻，看到有意思的就读下去。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翻完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饮膳正要》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
　　
　　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他曾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的书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他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上面摞满了书，睡前总要翻翻。他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〇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刊，都要拿来翻翻。老头儿重入文坛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语言风格，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与他看杂书的爱好是分不开的。
　　
　　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
　　
　　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
　　
　　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小同乡王干对我说，老头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因为只见他写过《受戒》，却从来没见他读过一部佛经。
　　
　　老头儿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吃喝的，他还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我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王先生一生坎坷，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李一氓是老革命，又是文人，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这其实也是他的风格。
　　
　　看杂书、写杂文之外，老头儿还喜欢吃杂食，自称是个杂食动物。他生在高邮，在昆明、上海、北京住过，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去内蒙古，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
　　
　　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老头儿对贾平凹印象不错，除了觉得他有才外，还因为两人曾经是面友。
　　
　　老头儿也会做上几样拿手菜，在朋友中间有点名气。
　　
　　一个是煮干丝。这本来是扬州的名菜，但他进行了改良。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中招待聂华苓，做了一道煮干丝，结果客人把碗里的最后一点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让他很是得意。还有一次，朱德熙来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他就对夫人何孔敬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朱伯伯平时很谦和，对夫人也很好，但真碰上合口的东西就不管不顾了。真有意思。
　　
　　老头儿的三杂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
　　
　　老头儿多年的朋友黄裳先生写过一篇《也说汪曾祺》，追忆了两人的交往故事，还对他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评价，都十分精到。真的是懂老头儿。
　　
　　才子文章这等评价，也就是黄裳说得出来，因为他看清了里面的道道。
　　
　　如今，老头儿和黄裳都已离去。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该有许多闲聊的话题吧。
　　
　　老头儿和王世襄先生也属于杂交。两人都喜欢写些关于饮食的文章，都能做两道菜，彼此又都认可，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系。他曾经写过一篇《食道旧寻》，里面谈到王先生：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听黄永玉说，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
　　
　　王先生接着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说自己去朋友家做饭，自带食材、调料是有的，因为一般货色不尽合用，但连圆桌面都用自行车驮去则是没影儿的事。有意思的是，王先生在文中先说自己才疏学浅，怎敢厕身于学人之林，后面又说自己做的菜既不能称作学人菜，名士菜就越发地不敢。他老先生真是谦逊得可以，都是人们公认的多少行当的权威了，居然连学人的帽子都嫌大，不愿戴。
　　
　　老头儿住在蒲黄榆时，有个周末的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头儿说：刚才在红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那是个大夏天，王先生上身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就起身走了。蒲黄榆在红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78岁了。
　　
　　那一辈文人的交往，就是这么简单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