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故事大全6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6篇关于记者的故事,供各位参考，希望您能喜欢。

记者的故事大全（1）：

最佳记者

那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在中西部的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作为一个新手，我只负责婚姻启示录和讣告栏。在平淡的日子里，我羡慕那些带头的无冕之王，尤其是那些每个月都赢得“最佳记者”称号的同事。他们的经历充满了刺激和冒险，这与我的工作大不相同。一天下午，讣告热线大声响起。“你好，我...想发讣告。”对方似乎不是很能言善辩。我拿出笔记本和笔，机械地问道:“死者的名字？”经过两个月的讣告，我已经熟悉了。“乔·布莱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像其他讣告，他的态度不是悲伤或冷漠，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困惑和绝望。“死因是什么？”我又问道。"一氧化碳中du。"“死亡时间？”过了很长时间，他才给出一个模糊的回答:“我还不知道...很快。”在闪电的噼啪声中，我猜到了答案，但仍然故作镇定地问道:“你的名字？”“乔...乔·布莱斯。”他的声音看起来很疲惫。我知道du气已经起作用了。尽管我做好了准备，但我的心仍在狂跳。我试图保持冷静，同时向同事们打手势。一个编辑朝这边走来。我示意他不要说话，颤抖着在笔记本上写道:“那个人要自sha了！！！”编辑立刻明白了，抄下来电显示上的号码，用嘴告诉我:“我会报警的。”"我需要更多的信息，你愿意帮助我吗？"我用最甜美、最温柔的声音对乔说，我想让他在网上呆久一点，保持清醒。但是乔的回答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坐在乔对面，专心听他说话。我的同事平静而焦虑地看着我。电话里突然一片死寂，乔似乎昏了过去。我握紧拳头喊道，“乔，醒醒，我在听你说话。”接着我听到警笛声、救护车声、敲门声，接着是碎玻璃的声音。救援人员终于到达了。电话里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我是警察。谢谢你及时报警。病人没有危险。”我的眼泪从堤上涌了出来，我激动地喊道:“救命，救命！”编辑部的各个角落立刻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我们一边擦眼泪，一边拥抱握手。月底，主编宣布我是本月“最佳记者”。这太不可思议了！看到我的惊讶，一位资深记者说:“这是你应得的。如果那天我接了电话，我就不会注意到乔要自sha了。”“但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听了他的话……”记者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但是，倾听是如此难得的美德！”

记者的故事大全（2）：

记者的儿子

　　同事的儿子小哲今年5岁，上幼儿园大班。因为老公平时工作忙，闲暇时间，同事经常带小哲到我们报社采访部办公室玩。很多时候，我们都忙着在电脑上写稿，同事们相互打招呼也多是“在写稿呢”“又写什么大稿”……之类，这些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小哲也比较调皮，我们有时间也会故意逗他玩。

　　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他在学校和我们办公室里闹了不少笑话，记录一二供大家一乐。

　　“我正写稿呢？”

　　一个周末，他和同事到我们办公室玩，办公室有两个同事正在电脑上“啪、啪、啪”地写稿。可能是刚认识了几个新字，要在妈妈面前表现一下吧。他要同事打开电脑，说要写字。同事帮他打开记事本以后，刚开始他还认真地写了刚学的字，可能是听着旁边“啪、啪、啪”响个不停，感觉自己写得太慢了吧。过了不到2分钟，他不耐烦认真写了，就在键盘上瞎按一起。

　　同事看他不认真地瞎按一起，就说：“你这么快地按，写出来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只见他不耐烦地打断妈妈的话，说：“烦人，你没看到，我正在写稿呢，不要打扰我。”

　　旁边一位同事看他这么可爱，就故意问他，“靓仔，那你一天写几篇稿啊?”“2篇!”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写稿效率比我们都高啊。”同事说。

　　“今天没交稿”

　　一天下午，放学后，同事去接他回家，看到他一脸不高兴得样子，就问：“宝宝，今天怎么了，这么不高兴呀?”没想到，他说：“今天没有交稿，老师批评了我。”

　　原来，头天下午放学时，老师布置了写生字得作业，小家伙晚上玩得开心，把这件事给忘了。第二天，老师让他交作业，交不上来，老师就批评了他。

记者的故事大全（3）：

血与真相——那些用生命报道的记者们

我们的任务是说出真相，通过揭露战争的可怕，我们绝对能够、而且可以带来改变！

科尔文2010年在追悼殉职记者时发表的演说

2012年2月22日清晨，叙利亚霍姆斯市baba amr区，一颗叙利亚政府军的火箭弹追上了正在撤离的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巨大的爆炸为她近3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画上了惨烈而光荣的句号。与她一起殉职的，还有自由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一位来自法国的28岁小伙子。

有一种生活，因为危险，让人时时体验肾上腺素激增的快感。就像同样殉职于战场上的著名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所言：战斗可以让摄影师肾上腺素激增，极易上瘾，饮酒、美女、吸du都无法与它相比。但因为神圣，这种生活也让人倍感自豪，就像科尔文所言：我相信，新闻报道能让残忍懂得收敛。

1954年，卡帕误踩地雷死在了越南战场。死亡降临的一瞬间，他本能地按下了快门，用最后一张照片祭奠自己戛然而止的精彩一生。而当科尔文在叙利亚被炸身亡的消息在微博空间中传播开来，她那张独眼遗像被一次次转发，新闻圈的前辈们回忆着这位同行的点滴，我浏览着科尔文生前的一张张照片：在斯里兰卡丢掉一只眼睛，在开罗解放广场带着眼罩海盗般地昂首站立，在利比亚与反抗军战士席地合影

卡帕的爱人火狐塔罗曾有言：有些极优秀的人，他们在战场上死于非命。有时，我会产生一种荒诞的想法，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面对卡帕和科尔文浓缩而崇高的一生，很多人确实会因为平庸而遗憾。

拯救了一支军队的人

同类相残，这可谓是人类最丑陋的地方，战争则是这种丑陋的极端表现。当人们懂得反省这种丑陋，社会分工中便也相应地细化出了战地记者这一行当。人类社会开始为战争而订立公约始于19世纪中叶，而第一位战地记者也正在此时诞生于克里米亚战争中，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

实际上，若无资本主义报业的发展，第一位记者威廉拉塞尔恐怕也无法获得随英军一同远赴俄国克里米亚报道战争的机会。当时，拉塞尔所供职的《泰晤士报》在英国正如日中天，让记者和编辑们成为了英国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正在此时，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这家报纸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绝佳的报道机会，尽管从来没有过向战争前线派出专职记者的先例。

《泰晤士报》向军方提出了申请，陆军司令哈丁觉得不应得罪这家颇有声势的媒体，便表示了同意，第一位战地记者拉塞尔准备好行装，随军出征了。

在此之前，报道战场上的事情从来都是职业军人的事情，他们往往将战报当作新闻发回国内。所以，当军营中突然出现一个操着钢笔而不是钢枪的男人的时候，士兵们都投来轻蔑和怀疑的目光。一位旅长发现，他的军营中居然住着一位记者，当即把拉塞尔的行头扔了出去。所有这些蔑视和不配合都给拉塞尔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好在，拉塞尔并未将报道的重点放在战争的宏观进程上，真正吸引他的是战争中的士兵和战争的种种细节。至于英军胜了还是败了，打到了哪里，战况如何，官方的战报里都不会少的。而恰恰是细节才能填补公众脑海中有关战争想像的空白。

他仔细地对英军的军营进行了观察，然后写出这样的报道：军营所在的这个城镇，污秽、恐怖，到处都是生命垂危的土耳其人。拥挤的小巷，散发着恶臭的棚户。死者被胡乱掩埋，有的甚至紧挨着活人堆放在一起。这里的医疗环境之差令人无法想像，医院缺少最基本的设备，而且因为缺少照料，病人们只能相互帮助。

他发回了一系列此类报道，并且在其中一篇文章中问道：在英国就没有愿意来帮助这些命苦的士兵的妇女吗？这篇报道引起了很大反响，当即便有一群女性医护人员赶到了前线，照料伤员。她们中有一位叫做南丁格尔，正是她奠定了现代护理体系的基础。

弹片与白金膝盖

历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出色地完成了人类觉醒的良心交给他的任务揭露战争的罪恶和丑陋。功勋与荣耀的背后自然是传奇的流传。亲历战争，为了能够将战争传递得分毫毕现，当所有人都在远离战争时，战地记者们却要竭尽全力地靠近这只将一切吞噬的巨兽。有了这份勇敢，传奇的流传就是必然。

1917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厄内斯特海明威正赶上美国参加一战，摆在这个少年面前的有三条路：参军、上大学、工作。他左眼有毛病，这堵死了参军的道路。最终，他进入了当时美国最好的报纸之一《星报》，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在报社工作半年后，他抑制不住对经历战火的渴望，只身前往意大利，身份是一名红十字会员工，但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最终还是成为了其作品的素材。

他与战争最初的一次接触极为短暂，只有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午，他带着巧克力和香烟来到前沿阵地，把东西分发给士兵们，然后用蹩脚的意大利语把士兵们逗得大笑不止。

记者的故事大全（4）：

女记者的妙招

女记者的妙招

约翰.昆曲.亚当斯是美国第六任总统。他有一习惯，黎明前一两个小时起床，长距离散步或骑马，或去波托马克裸体游泳。

安妮.罗亚尔是一名女记者。她一直想了解总统关于银行问题的观点，但是屡次采访被拒。

有一天，她尾随总统来到河边，决心迫使他回答问题。她先藏在树后，待他下水以后便坐在他的衣服上喊道：“游过来，总统。”

亚当斯满脸通红，吃惊地问道：“你要干什么？”

“我是一名记者，”她回答道，“几个月来我一直想见您，就国家银行的问题采访一下。我多次到白宫，他们不让我进，于是我观察你的行踪。今天早上悄悄尾随你从白宫来到这里。现在我正坐在你的衣服上。你不让我采访就别想得到它，是回答我的问题还是在水里待一辈子，随便。”

亚当斯本想pian*走女记者，“让我山岸穿好衣服，我保证让你采访。请到树丛后面去，等我穿衣服。”

“绝对不行，”罗亚尔急促地说，“你若上岸来抱衣服，我就要喊了，那边有三个打鱼的，”最后，亚当斯无可奈何地呆在水里回答了她的问题。

【智慧解读】

在一般情况下，亚当斯是不会接收罗亚尔采访的。罗亚尔的聪明之处在于彻底了解了总统的习惯及活动规律，抓住了亚当斯的薄弱环节，反客为主，掌握了主动。

记者的故事大全（5）：

我为什么当记者

我上学那会儿，凡事都要表个态。比如进了新闻学院的门，头一件事就得说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记者？

呃，这问题让我一愣，半天没言语。这一犹豫不要紧，气得我的导师直哆嗦。他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冲进战区的中国记者，连防弹衣都没穿好。就奔赴巴格达了。任何没有立刻振臂高呼我要做好记者的反应，都不是他要的正确答案。

于是，这个问题一直猫在我的心里。两年前的冬天，我一个人跑去政局动荡的中东，那时候的埃及蔓延着一场因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引起的骚乱。在距离时代变局最近的地方，我成了一个实习记者，揣着采访本和录音笔，一边采写新闻稿，一边继续寻找答案。

现在回想看来，那时的感觉就像是咬到一块同时涂抹了迷人和恐惧的夹层饼干。我常常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向外看，抬头是波光粼粼的尼罗河，对岸的古老金字塔巍然不动，低头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坐着坦克在楼下来回巡逻。挥舞着拳头的示威者砸了马路对面的超市和花店，他们高声呼喊着口号离开，地上只剩下被砸碎的玻璃，打翻的牛奶和踩压的鲜花。

敲击键盘的打字声和着不远处的枪声，混杂在刺鼻的催泪瓦斯味道里面，构成一出别致的交响乐。那时候网络中断，电话也没有信号。混乱中我接到的第一个讯息，来自我的战地记者导师。在海事卫星电话的另一端。他铿锵有力的声音里依然充满期望：你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冲到前线，做个好记者。

可是不好意思，我还是被恐惧打倒了。就在我写稿的时候，拿着枪的一队大兵大摇大摆地冲向办公室，嚷着要撞开房门，楼道里回荡着他们的吼声。当时我的手无力地瘫在键盘上，对着刚写了标题的稿件总也想不出新闻导语。我心里的打字机倒是噼里啪啦打出一串串的念头：谁知道记者该啥样，反正我做不了。

就在我暗下决心等毕业找个新工作的时候，办公室来了位小客人，跟着记者父母驻外的6岁小男孩米乐。这个中国男孩平时不爱说话，给他糖吃的时候就会红着脸摇头。他凑到我身边，小声地问：刚才你害怕吗？

又是这个问题。我绘声绘色地跟他描述当时的情形，那些大兵是如何大吼大叫地冲上楼来，我们用桌椅堵住的大门是如何被他们坚硬的枪托砸得咣咣直响。

小家伙默默地听我说着，就在我夸张地比划着当时有多可怕的时候。他突然用小手拉着我冰冷的手，说：我也有点害怕，可是你别害怕，下次再这样，我来帮你。

这话一下子击中我了。这可是个平日里连小狗都害怕的小家伙，而他现在要把他仅有的一点勇气送给我。他也知道，路上站满大兵，背着的枪并不是玩具，那条他平时蹦蹦跳跳就能通往幼儿园的路，现在要屏住呼吸悄悄走过。即便如此，他还在鼓励别人，不要害怕。

面对危险。米乐有他自己的对策。他白天拿着玩具望远镜，站到阳台上为其他正在工作的记者站岗，晚上他总是不肯去睡觉，咱们得有一个人醒着盯梢啊。

米乐不会写稿子，他每天最大的创作就是画画，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候，米乐依然涂涂画画，记录着他的愿望。他专门画画，送给即将要飞往炮火连天的利比亚的记者们。画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绿色的，国旗是绿色的，房子是绿色的，连人也是绿色的。米乐说，绿色代表和平，有了和平，就不用害怕了。

我常常在想，记者何来的力量，能够在陌生的国度为一场事不关己的战争冲锋陷阵？小学的自然课本上都说了，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天性。但那天我明白了，你可以选择离开，但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用自己的行动，给其他人力量。

从那天起，我打算做一个好记者。我希望我的稿子能像米乐的画一样，让人免于恐惧。

办公室的当地雇员哭着跑回来，她所住的公寓遭到攻击，示威者围在她的房子外面燃烧轮胎。我握着她还在颤抖的手，学着像米乐一样，对她说：不要害怕，现在就写稿子，让世界知道这里的真相。

没想到，让我最恐惧的那天成了我写稿最起劲的一天。回国过海关的时候，边检员盯着我的签证看了半天：你赶上动乱了啊？你害怕吗？

我很想告诉他，有种力量可以超越害怕。在那以后每天深夜发完稿回到房间，我会数着不远处的枪声。安然入睡。那是我心里最踏实的日子，因为我发自内心地想要报道新闻，想让真相传播出去。

在我即将入职做一名真正的记者之前，我去看望我的老师。他的窗台外长满了翠绿的爬山虎，外面没有轰隆的坦克，静谧的校园里只有知了叫着，他坐在一摞从地板通向天花板的书后面，认真地告诫我：今后即便不去冲锋陷阵，你也可以拿文章当枪使，不管在哪里，都要做个有力量的好记者。

可是直到今天，我还常常陷入无力状态，在写稿卡壳的时候愁眉苦脸，但我仍然很清楚，我想做一个记者。这一切都要谢谢把力量传递给我的小米乐。当然，这些事不能让我的导师发现，要是知道坚定的新闻理想来自一个6岁小孩，估计他又要气得哆嗦了。

记者的故事大全（6）：

记者可以成为总统的朋友吗

晚上6点半，美国新闻史上最危险的总编辑本，接到肯尼迪夫人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请他们夫妇稍后前往白宫，去海军医院看望肯尼迪总统的遗体。

秘书在电话中强调，请他们前往，是肯尼迪夫人的主意，不是因为本是记者，而是因为他是他们家的朋友。

1963年11月22日，全世界都已知晓，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

彼时供职于《新闻周刊》的本，正在某个书店翻看闲书，身边不断传来的嘀咕声，渐渐汇聚成大声惊呼：天啊，肯尼迪，枪sha！本给自己的太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肯尼迪死了，嘱咐她控制情绪，去想想作为朋友，他们能为已成遗孀的肯尼迪夫人做点儿什么。

这时候，一个《新闻周刊》的同事，给本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想写点什么，一篇评论，或者一篇悼文？

同事的电话提醒本，他是一个记者，面对肯尼迪遇刺这样震惊世界的新闻，他需要为他所服务的《新闻周刊》写点文章。可是，本很难恢复到一个记者的状态，还没落笔，他就哭了出来，别提什么控制情绪了。

是的，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们夫妇与肯尼迪夫妇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朋友，偶尔还是合作伙伴，肯尼迪曾经在舞会间隙，将一条独家新闻率先透露给本。很难说，肯尼迪这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与媒体界声名赫赫的本，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是，多数情况下，本是站在肯尼迪这一边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悼念的文章还没写好，本就按照肯尼迪夫人的来电，与肯尼迪在华盛顿的其他亲友，前往海军医院。一路上，摩托车开道，警车鸣笛，在本的意识中，与肯尼迪遗体相见的旅程，是一次危险的旅程。等他们安全抵达，却没能马上见到肯尼迪的遗体，他们在医院等候厅黯然地等待。

好几个小时后，令本终生难忘的场景出现了。肯尼迪夫人满眼恐惧，缓慢地，浑身颤抖地走进病房，粉红色的套装上沾满丈夫的血迹。她木讷地和每一个亲友一一拥抱，而后，问他们，是否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话音没有落地，肯尼迪夫人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她面向本，提醒他，不要将这些写入下周出版的《新闻周刊》。

很多年以后，本在他的自传中说，那一刻，他的心全凉了，他意识到，即使在她最悲伤的时候，她也没有把他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仅仅是一个比陌生人好一点的朋友。

第二天凌晨，本离开了海军医院，去他的办公室，接着写他的文章。末了，他写了一篇标题为特别恩赐的悼文。

这是一篇深情之作，像挽歌，像赞美诗。结尾处，他写道，没有肯尼迪的世界从此变得狭小，离开肯尼迪的美国，从此变得暗淡无光。日后，想起这篇旧作，本坦言自己多少有些夸张。

同样让日后的本觉得有点儿夸张的，是他撰写的关于肯尼迪夫妻关系的文字。本说，肯尼迪深爱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深深地爱着他，关心着他，他们在医院相识，又在医院分离。

历史证明，肯尼迪确实还爱过其他女人，他和其他女人的风流韵事，让本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多少显得有些别扭。

今天，回头看本讲述肯尼迪的文字，我最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夸张，我关心的是，他写作时的角色定位，是朋友，还是记者，抑或兼而有之？

严格地说，这两个角色有时是有利益冲突的：作为朋友，你需要包容赞美；作为记者，你需要客观乃至揭露批评。朋友的交往是私人性的，记者的报道是公众性的，当记者把政治家变成朋友，朋友与记者的角色定位就容易混淆，新闻媒体就容易由社会公器变成私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