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自己想要离开的城市，而它是父亲梦中归来的城市。
　　
　　父亲24岁离开此地，支援建设大西北，与我的母亲，一位山东姑娘相遇。在我成长的那个小城，上海人与东北人、江苏人与四川人、云南人与贵州人结合的比比皆是。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人，如我的母亲，热爱这个自己亲手在戈壁滩上背冰化雪建立起来的小城；而90%的外地人，一生的梦想与追求，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归去的路各有不同。住在我家对门的一对上海夫妻，在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调回上海工作后，不到50岁便办理了病退，回上海打工。搬家的那天，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挥动双手与我们道别。关上门，父亲说终于回去了，母亲则嘟囔了一句上海已经不是他们的上海了。除去调回去的实力派、提前退休的激进派，更多的人选择了退休以后回去，于是他们倾尽钱财，在年少离家的城市购房，或者安排子女考入那个城市的大学，留在当地工作。
　　
　　我知道自己必须去武汉读大学，虽然我喜欢的城市是北京。被武汉大学录取后，父亲早早就安排要送我去学校。这个行为，在母亲眼里颇有些成全他自己的味道，你爸就喜欢湖北，我可不喜欢，总下雨。母亲说。
　　
　　第一次去武汉，火车尚未提速，从我成长的小城到父亲长大的城市，要走45个小时。对于这个距离的抱怨，终止于同系的一位女同学，她的父亲也是湖北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她回家的火车要走三天三夜。
　　
　　火车由北向南，自西向东，黄色的土地上慢慢有了绿色，当荷塘出现在眼前，我知道父亲眼中的天堂、母亲眼中潮湿忧郁的南方，已经到达。
　　
　　如果说喜恶可能遗传，我的喜恶一定是遗传自母亲。到武汉的第一年，梅雨天气几乎把我折磨疯了。下个不停的雨，每双鞋都进水，挂在走廊里的衣服永远干不了，被子里潮湿的味道让我总是做被关入阴冷山洞的噩梦。虽然后来略有适应，毕业时我还是悄悄联系了北京的单位。
　　
　　送别宴吃过两轮，父亲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给你联系了一个单位。他带着我从江南走到江北，又从江北回到江南，与他久未谋面的老同学、老朋友相见，有人热情，有人冷漠，一生不求人的父亲全然不顾他们的态度，燃尽最后一丝尊严，也要为我在武汉找到一个落脚的单位。
　　
　　我终究无法对父亲说我要离开。
　　
　　此后5年，我始终在留下与离开之间挣扎，想要奔赴的城市从北京转移到了广州。有一次，我准备扔下一封辞职信就南下。正在宿舍整理行李的时候，同宿舍的女孩忽然兴冲冲地跑来说我父亲要来了她的部门主管是我父亲的熟人。我沮丧地将刚卷好的被褥铺整齐，坐在床边发呆。第二天，父亲来了，我什么都没说。
　　
　　这座城市似乎成了我的宿命。相较于北京、深圳那样的城市，武汉是一座不容易被外乡人爱上的城市。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路堵人暴躁。巨大的城市被两江隔成三镇，散落于三镇的朋友，见面的次数甚至比不同城市之间的更少。
　　
　　我结婚生子后，父亲终于如愿回到了武汉。尽管他也时常抱怨武汉人喜欢端着热干面边走边吃，早晨的电梯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芝麻酱与汗液的混合味道，然而更多的时候，他所表现出的依然是一种终于归来的满足。他喜欢这儿湿润的空气，喜欢一个人坐公交车穿越长江，喜欢去附近的湖泊钓鱼，对于一个垂钓爱好者来说，这里就是天堂。
　　
　　武汉像父亲念念不忘的初恋情人，我与母亲则在背后说尽它的坏话。2007年，母亲去世，逃离了这座城市。之后，父亲再婚，有了自己的住所。搬家那天，我忽然说起自己这么多年留在武汉的原因，父亲不无惆怅地说：以后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了。
　　
　　可我去哪儿呢？曾经梦想的城市，北京的房我买不起，广州的桑拿天我受不了，深圳是新青年的天下，不知不觉，我已经走过了能够因为喜欢一座城市便背起行囊、投入其中的年龄。喜欢一个人，不一定与他一起生活；喜欢一座城，不一定生活于其间。所谓的舍得与放下，只是因为已经没有了义无反顾的资本与勇气。
　　
　　人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只鸟，年龄愈长，就愈像一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