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裔孩子生活在加拿大小镇
相对于美国文学的繁荣，加拿大文学是19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加拿大在文化上受原先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的影响。除了魁北克省为加拿大的法国文学中心之外，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都流行英语文学，门罗正是加拿大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
早期加拿大文学把苏格兰人塑造成国民建设者的形象，认为他们有着坚强和忍耐的民族性格。门罗追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曾说：小时候，我们从不会因为一件事情做得好而受到表扬，却总是因为做不好某件事而受到教育。
门罗从小生活在小镇上，她亲眼目睹苏格兰人无论有多贫困，最无法放弃的就是阅读本身，苏格兰家庭都鼓励他们的孩子们阅读，那些贫穷的苏格兰家庭，都有阅读的好习惯。门罗的父亲陪着她一起阅读的时候，最怕的是不速之客登门打扰。
门罗把她的苏格兰人特有的经历和感觉写进自己的家族史《洛克城堡风光》。书中，她把家族的祖先追溯到苏格兰长老会成员和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霍格（17701835），之后她的家族几乎每一代都出过作家。
门罗的母亲：小镇上最特立独行的人
生活在贫穷而偏远的加拿大温格姆镇，门罗的母亲跟小镇人格格不入，像一个不合时宜的城里人。门罗说，城里人的特点是想获得关注或者认为自己很聪明；但对于一个小镇人来说，这也许是最坏的事。生活也因此惩罚了门罗的母亲，门罗说：她的一生如此悲惨、如此不公平，她却依然很勇敢。后来，母亲得了帕金森综合征，年轻的门罗选择了逃出家庭，申请到大学的奖学金去求学。作为长女，她本该放弃这个机会而留下来照顾母亲。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无法自己穿衣服、自己梳头发。当人们年轻的时候，想象不到残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觉得总会想到办法克服困难。但当我年纪渐渐变大之后，我能想象到那种情形，也开始同情母亲。西安大略大学提供的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及借口逃离这个家庭，母亲对我的离去感到绝望。门罗说。
一般苏格兰家庭都会让女孩学习编织，但母亲从来不鼓励门罗做这些。相反，为了培养门罗的文学才能，母亲让她坚持参加星期天的学校朗诵班，当时门罗才7岁，死活都不想去，但最后拗不过母亲。如今，门罗说她深深地感谢母亲，因为从7岁开始接受的文学训练，是她日后成为优秀作家的起步课程。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
前几年获诺贝尔奖的女性作家，多有女权主义倾向，如奥地利的耶利内克。但门罗跟耶利内克不太一样。
2012年门罗在《纽约客》对她的采访中宣布：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我看问题从不站在强烈的女性角度。我确实认为，作为男人真的很难。想想，在那些灰暗的贫困年代，男人还必须养家糊口，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应该说，门罗是一个对男性有充分同情并立足于女性视角的作家。
在她的早期作品中，她把自身的成长经验投射到女主人公身上，我们便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女主人公：出身于偏远的乡下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镇，空有诸多梦想，最后却怀着焦虑去质疑自己的梦想。同时，她的作品中常常描写被别的作家所忽视的形象中年或老年的单身女性，用她的话说，叫上了年纪的老姑娘。她自己也承认：在我的内心里，我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姑娘。
中国女作家张爱玲喜欢把人生比成一件爬满了虱子的华丽衣裳，而门罗的比喻则更奇特，也更残酷，她的长篇小说《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中，把女性的人生比作厨房的抹布，人们的生活是乏味的、简单的、神奇的，也是莫测高深的铺着油抹布的厨房就仿佛是深不可测的洞穴。
当代契诃夫：如何写好叙事文
门罗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短篇小说集，很多人把她与契诃夫相提并论，称她为当代契河夫。
门罗在《纽约客》的访谈中说：真正将我彻底击溃的绝不是家务或孩子，我一生都在做家务。真正让我困惑的是一些对于女性的歧视性评价。这些评价让写作这件事变得古怪且不得体，甚至刻意被忽略。在这样的歧视性评价中，女作家坚持自己的写作风格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门罗做到了。
崔斯曼是门罗2012年最后一本小说集《亲爱的生活》的编辑，他很欣赏门罗的这种特殊的写作风格：有时我会想删除第3页一些完全无关主旨的段落。当我读到第24页时，我突然意识到，前面那一段是多么重要。
门罗正是运用那些传统写作并不看重的要素，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要素编织到小说的意义中去的。
这两个故事说明：语文老师的意见并不一定总是对的。那种写最重要的东西的写作理念是传统的，但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门罗的创作最早从改写童话开始。
她每天孤独地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漫无边际地幻想，因为她觉得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结局太悲惨，于是自己改出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女孩儿最后活了下来，并且和她的王子走到了一起。这样的文学起步，注定门罗不是一个以书写惊世骇俗的情节取胜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描写苦难的作家，正如《观察家》杂志所说：她的故事里藏着一个妥协的世界。她耐心地描写这个为了生存而妥协的了无生趣的世界，这种长久的坚持和耐心正是她作品的出色之处，也许，也正是她不够深刻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