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不能不注意儒家对文与质关系的论述。
　　
　　《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
　　
　　按照我的理解，文，顾名思义，是一个人外在的风度，所谓文采；质，是一个人内在的本性，所谓气质。儒家强调一个人外在风度和内在本性的统一，所谓文质彬彬，这是非常合乎儒家道中庸思想的。
　　
　　儒家文质并重，是受到道家批评的。《论语颜渊》中，引述一个叫棘子成的话，这个人问孔子弟子子贡：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棘子成的思想就是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重质轻文的思想。子贡的回答很聪明，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〇犹犬羊之〇。子贡进一步强调了儒家文质一体的思想，而且通过比喻将文的价值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假如把虎豹去皮，那么它们和犬羊就没有区别了。言外之意，正因为虎豹的斑纹，使它们区别于犬羊。文，怎么可以少呢？
　　
　　但道家不这样看问题。庄子说，虎豹之文来畋。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虎豹有漂亮的皮毛，所以遭致sha身之祸。假如虎豹没有漂亮的皮毛，猎人们是不会捕sha他们的。庄子由此引申，做人，也不该有漂亮的纹饰。人有了漂亮的纹饰，就让自己从众人中凸显出来了，而这是很危险的。民间不是有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说法吗？人最安全的状态，是泯然众矣的状态，而要做到泯然众矣，去掉外在的纹饰是重要的手段。
　　
　　道家讲明哲保身，所以反对文。还不止此。《庄子缮性》中，对儒家重文导致人心扰乱的事实做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应该说，道家对儒家重文的批评，还是搔着了痒处的。中国人的确因为重文，有走向虚伪的倾向。《红楼梦》说王熙凤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就是这样。庄子认为文灭质，也的确不是危言耸听。社会上的确有那样一套，很吃香。一个人，只要外在给人热情如火、礼数周到的印象，他在社会上就会很吃得开，不管这个人内在本性是否很自私很阴暗。我们中国人在为人处世上很重文轻质，这一流弊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伤害很深，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文化遭受到最猛烈的抨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原始儒家，是讲文质并重的，我们批判儒家，应该指的是被官方化了的、被歪曲了的儒家，而不应该是原始儒家。
　　
　　《论语》讲文质彬彬，那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只有外在的风度和内在的善良、无私的本性有机结合，才可能接近完美。文与质如何结合？《论语卫灵公》给出了答案：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这句话杨伯峻先生译为：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说出它，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真个是位君子呀！
　　
　　按照我的理解，君子以义为质，以礼、逊、信为文，从而达到文质彬彬的高尚境界。孔子把义放在首位，可见在他心目中，质还是首要的，然后才是文。就像在他心目中，仁是首要的，然后才是礼。只不过，原始儒家的思想被官方化之后，实在也开始妖魔化，以致最终在社会上演变成了重文轻质的东西，走向虚伪，这是很可悲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恢复儒家的本来面目，让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今天的中国人，外在的文和内在的质都有欠缺。就外在的文来说，言行粗鲁，不讲逊让，不讲诚信，不讲公共道德，随地吐痰，随地乱扔东西，不排队，随意损毁公物；就内在的质来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没有同情心，没有自省意识，不是以义为质，而是以利为质，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做。所以，在当代社会，重提儒家的文质彬彬，讲求文质并重，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弘扬儒家文质彬彬的思想非常必要。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感觉，觉得魏晋时代，道家佛家思想居主流，人们不大会重文的，酒鬼刘伶不是奉行裸体主义的吗？那个时代似乎应该以任诞为主潮，其实不然。举《世说新语》中的一则很能说明问题：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由此可见，即使在魏晋时代，人们还是很反感放浪形骸的人，名教中自有乐地，应该代表当时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观点。所以，就像英国有所谓Gentleman（绅士）一样，中国人，也应该恢复文质彬彬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和谐完美，实在是需要文质彬彬的中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