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诗人的诗人

在我认识的过去的作家群中，有好几位知名的人士，此中最使我悲怀追悼，在我的记忆里徘徊不能离去的，是我的朋友朱湘。

我同朱湘交情最密切的时期在一九二七年秋冬之季，地点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苹果里（Appleton），那时我们同在劳伦斯大学 Lawrence　　College 读书。在此一年以前，我在北平清华园内开始认识朱湘，因为兴趣相同，大家对文学有嗜好，就结了忘年之交。我们虽然同在大学毕业班，他却比我长三岁（他读书的时间为家庭琐事、旧式婚姻所延误了），较我成熟老练，似已饱尝人世的味道；并且在文坛上小有名声，与徐志摩、闻一多在《北京晨报诗镌》的一批人有往来，他的作品不时刊在文学杂志及文艺副刊上。我呢，虽然在初进清华时学习化学，但也曾在苦雨斋内访问过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过有关苏曼殊的文章；并且正读着一位年轻的讲师，朱自清所讲授李白与杜甫的功课。在这年，我从化学转到文学，二朱对我的启导与影响相当大。我现在还记得，最使我佩服的是同学朱湘曾出版一册他个人自写、自编、自印行，一手包办的文学刊物。可惜书名已忘了。他家境不好，但是为了文学，他不惜牺牲一切，花钱编印自己的诗文。可以预想到的，这是一桩赔钱的、劳而无功的尝试。他失败了，但并没有失望，也没有灰心。

一九二七年正是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正式大学的过渡时期，但我们这班旧制毕业生仍有全体留美五年的机会。当时，指导我们去美国上学的老师，介绍我们进劳伦斯大学。这是我的想法：愿意早点在美国大学毕业，可有充分的时间读完研究院，得到学位。情形是这样，清华旧制毕业生，进美国一流大学，耶鲁与哈佛，只能插入二年级；一般好的州立大学，如密执安、伊利诺斯、威斯康星（芝加哥不是州立，但也如此），可以进三年级；但是较小的大学，如劳伦斯，会收我们为四年级生，进去后一年毕业。此后，如成绩良好，照样可以申请入耶鲁或哈佛的研究院，最快的可能三年内读完博士学位，还可以有一年时间去欧洲读书及旅行。清华指导老师也告诉我们，进小大学有它的好处，多有机会接触美国的同学与教授，体验一些美国的大学生活。

这样，我们三人，朱湘、我与郭伯愈（与朱湘一样，英年早逝），一同怀着新奇的探险的情绪，去到陌生的，除了洗衣铺以外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苹果里，开始我们在美国大学的生活。郭伯愈住学校宿舍，朱湘同我租一间民房，在 509　N．Lawe　St．（明年在我毕业五十周年的级会时，也许去那里旧地重游）。房东是个工人，屋舍简朴，却整齐清洁，我们的房间也宽大适用，光线充足。临窗有一长方的书桌，朱湘的椅子面对着窗，我的在左侧。只有一张大床，我们就同床而卧，是否异梦，就不得而知了。所能知道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梦，要在文学方面作最大的努力与贡献。此时，我们有同样对文学的热忱，表现在我们购书的计划中。我们每天两餐，在一个希腊人开的小食铺，一杯咖啡和两枚 doughnut（油炸小甜饼）的早餐，有点肉类蔬菜的晚饭，二者共限定八毛钱。房租每星期五元，两人平分。在清华每月八十元生活费中（学费由清华直接交付），我们可以省出四十元来，买几册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与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的西方
文学书籍。二者都是布面的，每册不到一元。手头充裕的话，我们把钱花在牛津大学出版的英国诗人丛书。其中最珍贵的一部，是价值五元用印度纸印，皮面装钉的《牛津大学英诗集》（《Ox-ford　Book　or　English　Verse》）。朱湘有时要寄钱回家，我买的书比他多一些。

朱湘与我所选的都是西洋文学与文字的功课，却不尽相同。我们同读一年级拉丁文，二年级法文（但不在一组，课本也不同）与英国浪漫诗人。此外，我读英国戏剧与德国古典文学（用德文教的），而朱湘选的是英国古代文学。我们大家忙，非但郭伯愈见不到，就是我与朱湘，在读书时也不大讲话，倒是吃饭及同去学校时可以随便聊天。日常读书以外，朱湘有时写诗，很用工夫，但不大多。他勤于家书，很惦念他的太太。他不大爱听教授的演讲，只孜孜地读他自己喜好的书。我们不上电影院，更没有其他娱乐，唯一的消遣，是英诗背诵的竞争。在这方面，我年轻，记忆力强，占了优势。我们两人都不运动；就是走路，也限于上学的一段路程。我们过的是专心苦读的生活，而其中自有乐趣融融我知道，朱湘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两人平分的房间，变成我们唯一的读书与生活的安乐窝了。

一个学期很快的过去，假期中也没有它去；但是，在第二学期开始不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天我们从学校回来，一路上朱湘拖长着脸，阴沉沉。一语不发。我也不问。抵家后，他爆炸了：我要退学！在大吃一惊之下，我开始问他，他才告诉我那天在学校的经过。在法文班上，他们读 Daudet 的小说，其中有一段形容中国人象猴子一般；在这当儿，那些年轻的美国男女学生都哄堂大笑起来。朱湘不能忍受此侮辱，因为这不是他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忙着与别的学校通信接洽后，他决定立即离去苹果里进芝加哥大学，正好那里春季开始。我再三劝他，在劳伦斯再忍耐二个多月，就可毕业；相反的，去芝加哥从三年级重新读起，至少要有六个学季始能读完大学。至于我们二人私人的友谊，自不必说了。他固执不听。我眼看着朱湘离去住宅的一幕镜头：他手提着简单的两件行李其中大部分是书一辆黄色汽车就把他载走了。 一九二八年夏我卒业劳伦斯大学，绕道威斯康星大学所在地的麦迪逊 Madison 与范存忠（他当时在伊利诺斯大学，后来去哈佛得博士，曾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为教授及主任多年）玩了一个星期，就去芝加哥找朱湘，同时也在大学内读暑期学校，修习少年歌德一课。朱湘仍在读英国文学，二人功课不同，不在一个地点，上课时看不到他。我不喜欢他住的地方，另与别的中国同学在学校附近租室同住，在一条灰色的、长得似乎无尽头的街道。那年夏天奇热，我又奇忙，因为我有一个著作的计划，边读边写一部少年歌德的书。这时候，我有些歌德狂了，正如在德国狂飙运动时那些青年人一样；也不免受着在出国前读过的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影响。因此，在这暑期中，我与朱湘同游玩的时间不多，限于周末在公园内划船，那是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娱乐，可以在船上闲适的休息，随便谈天。为省钱，他在房内自己煮饭，我去吃过一次，他的技术并不高明。他偶尔去看电影，我没有奉陪。一个暑期很快的过去，少年歌德初槁完成（后来也出版了），我就离开芝加哥，与朱湘道别，到康涅狄格州的新港（纽黑文）New　Haven 去上学。这是我们在美国最后一别。比后，象在下面要特别提到的，我们在国内只短短的见面一次，那是五年以后的事了。

在那鲁的三年中，我交了别的一些朋友，在文科方面的，有读意大利文的李唐晏，英国文学的孙大雨，西洋史的皮民举，与后来以作曲闻名的黄自，我与朱湘的通信，却愈来愈少，比较生疏起来，对于他在芝加哥的读书生活也不大知道。忽然，在一九二九年秋季或一九三○年初，我接到他自西岸发的一封信，说已读完功课，就要动身返国。对此，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清华学生有留美五年的机会，他只利用了一半时期，是太可惜了。可是，他有闻一多的前例；同时确也思家情切，归心如箭，我当然无法劝阻。这时，他已找到事情，去原籍安徽服务，在安徽大学任教，好象后来有一个时期也当过英文系主任。从此，重洋阻隔，人事变迁，我仅从朋友处间接获得他的一些音讯。当时，我们已同途殊归：他以文人的姿态兼任大学教授，我则以西洋文学为专业，从而在文坛上作业余的活动。大概说来，他有创作的天才与热忱，我有从事学问的决心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