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在很多时候，它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SHA了天才的创造力。
对经典断章取义
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它转化为动力是有条件的，首要条件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不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些人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得牺牲在他们看来价值较小的目标，但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这种选择有时会异常残酷。
其次，对制造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
中-国的传记作家喜欢描写传主的不幸，以为传主越不幸，他们的人格就越伟大。最终给人一个印象：这些传主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是靠他们自身的才华和努力，而是靠苦难本身的孕育。这无法解释像歌德、泰戈尔这样命途顺遂的天才；反而有可能推出一系列荒谬的结论：如果说苦难是对一个人有帮助的话，那么楚怀王父子就成了推动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功臣，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迫害和放逐，就没有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汉武帝就成了支持史学研究的好领导，他虽然没有给司马迁拨经费，但如果不是他阉割了司马迁的话，司马迁可能就写不出《史记》。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中-国的文人学士喜欢把一切问题都泛道德化。一座偌大的城市十里不见厕所，市民忍耻到墙角排泄，论者归结为素质低，全然不管市政当局的不作为；一个乡村教师三十年如一日，省吃节用，自费买砖，亲自手提肩背，将一座学校背上山，被高度赞扬为刘老汉的主人翁精神，而只字不提教育部门的失职对一位老人的身心摧残；一个云南乡村的女邮电员工资不够坐车，步行穿山，独自往返数百公里，好多地方要靠溜索穿越，记者采访完毕，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她的任劳任怨
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为瞒和骗。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然后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术改进。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这样一起消失。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就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鲁迅《论睁了眼看》）看来这种乾坤大挪移的法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苦难多为人祸
那么，谁是这种牺牲道德的最后受益者？当一些人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受人哄骗地出售了他们的体能和智力时，谁是这种廉价商品的真正买方？从中-国农民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道德加减的最后得数。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忍受着非人的苛待，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换来的只是一句吃苦耐劳的道德美誉，而几千年来他们的善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牛马般地付出，绵羊般地忍耐，换来的却是虎狼般地侵害，那么，这忍耐究竟是助恶呢，还是扬善呢？
而几乎所有脑满肠肥的城市贵族，甚至专家教授，开车玩一回农家乐后，都会回来盛赞农民的乐天知命，而他们哪里知道，隐藏在这笑容背后的，是永无止境的伤害积淀而成的无奈。无数次的哀哭使他们知道，哭没有用，没有人因为他们哭丧着脸而给予帮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褴褛；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民从来不上教堂，是因为没有教堂；从来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
灾难和苦痛一来便背诵亚圣语录：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而问题是这苦劳饿空乱真是由天降的吗？因为灾难和苦痛如果是人为的，立即就存在一个如何改良的问题，于是眼睛一闭，嫁祸于天，万事大吉。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扩大选择的自由，让上帝归于上帝，恺撒归于恺撒。具体地讲，就是将道德从社会实际事务中剥离出来，不要一味怂恿年轻人吃喝玩乐，做新时代的稻草人；也不要一味宣扬苦难美学，让人们沉醉其中，无怨无悔，尤其是当号召别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人本身就是万难的制造者时，这种苦难美学就尤其显得别有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