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一代国学大师傅斯年逝世后的第3天，一群好友和学生依旧围坐在奠堂，久久不愿离去。俞大彩被这份真情所感动，哽咽地讲起丈夫的往事。
　　
　　那是4天前的冬夜，很冷，傅斯年穿着厚棉袍伏案写作。因为次日有会要开，她催他早点休息。他搁下笔说，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主编的《大陆杂志》赶文章，急于要拿到稿费。他继续写，又说，等钱到手后，你尽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了，不足以御寒。
　　
　　傅老一贯桀骜不驯，张扬洒脱，临死前夕竟要为一条棉裤而赶稿，着实令人唏嘘。众人感叹起来，一旁的董作宾再也坐不住，含泪掏出一个装满钱的信封，塞进俞大彩手中，说，其实先生答应我写稿，本是让先给稿费。他盘算着一半留作家用，一半做棉裤，后来测算出棉花和料子太贵，便舍不得做，让我把钱存着，日后留给你们母子。先生说你嫁了他，从没过过舒心的日子，这笔钱一定要留给你，算作是最后的爱。
　　
　　俞大彩手捧装满钱的信封，泣不成声。这时，有个学生又走过来，搁下一叠钱说，它们才是先生最后的稿费。先生视我们为自己的孩子，领到稿费后本想用来做棉裤，听到学校最穷学生的境况后，就捐出了大部分，只留下这二十块，打算请我们吃锅贴。如今先生走了，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呢？
　　
　　都说是傅老的最后一笔稿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众人错愕不已。董作宾却缓缓地说，因先生在爱人前要表现出爱自己，在朋友前要表现出爱家人，在学生前又要表现出爱弱者，为了教育和温暖不同的人，他才把稿费给用了三次，这可是他最后的爱呀。
　　
　　终于明白，傅斯年在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是对朋友、对家人、对学生的大爱，读来让人温暖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