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寻常的冬日下午，90岁老人金婉茹再次来到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劝业商场大楼前。
眼前这座西洋建筑已无往昔景象：旧时的丝绸鞋帽、钟表眼镜、珠宝古玩、刻字画像等老字号商户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现代百货业布局的化妆品、男女时装、家用电器、运动品牌等开放式柜台；惟有一楼大厅悬挂的清末翰林、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的天津劝业场五个苍劲饱满的大字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金婉茹原名爱新觉罗毓宜，她是清朝最后一位庆亲王载振的孙女，即载振次子溥锐的长女。了解劝业场历史的天津市民都知道，载振是劝业场的第二大股东，劝业场这个名字也由载振所拟，但他们或许不知道，劝业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养活着庆王府上下百余口人，并维系了庆亲王本人的奢侈爱好。
股东庆亲王
1928年12月21日，天津法租界21号锣鼓喧天，一幢浅灰色七层大楼拔地而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断涌进这座带尖顶的西洋建筑。在这座法国人设计的浅灰色建筑里，除了经营日用百货之外，更有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宫影院、天会轩戏院、天露茶社、天纬台球社、天纬地球社、天会轩（俗称八大天）等休闲娱乐场所，它便是天津劝业场。
劝业场开业典礼声势浩大，其背后的股东颇有背景。大股东是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的买办高星桥，二股东便是庆亲王载振，此外，日*-本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天津钱业公会会长叶兰舫等天津市名流亦有股份。
在满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不久，1925年，载振也离开了北京，来到天津租界避难，并买下了位于天津英租界39号的（今重庆道55号）宅子，当起了寓公这里曾是太监小德张的宅院。
在朋友的引荐下，载振认识了煤炭行业出身的高星桥。雄心勃勃的高星桥正筹划在天津建造一座百货商场。高星桥与魏信臣合资买下英商先农公司两块地皮，建起商场和交通旅馆，共计投资九十万元。在高星桥的劝说下，载振以三个儿子溥钟、溥锐、溥铨的名义投资三十万元，成为劝业场的二股东。
劝业场落成时，载振建议取名为劝业商场。在劝业场6层的办公室内，悬挂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劝业商场便是取其首字。这年冬季，高星桥、载振专程拜访了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天津人尊称为华七爷的华世奎，以每个字100元银洋的润笔费邀华世奎为商场题了天津劝业场5个大字。
在金婉茹看来，祖父入股劝业场是一项精明的投资。一个颇能反映载振眼光独到的事实是，当劝业场建到三层时，第一轮90万元的融资已经所剩无几，高星桥又向银行贷款50万元，这时其他两位股东动摇了，相继退出劝业场，而载振不为所动。
王府的仰赖
金婉茹对劝业场的记忆大概要从每月必须抄录的月报说起。尽管是劝业场二股东，但载振从不参与经营，指派大儿子溥钟、次子溥锐与高星桥等人对接。每月底劝业场便会送当月的月报到庆王府。这时，金婉茹与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小叔叔（载振三儿子溥铨）就要承担抄写月报的任务。
当时金婉茹还只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她对劝业场的印象仅仅停留在枯燥的经营数据上。由于年少，金婉茹并不理解月报上的数字代表什么，但她清楚地知道，庆王府上下所有人的开支就依靠劝业场股份每个月的分红。
此外，祖父载振还有很多奢侈的爱好，这方面的投入也是靠劝业场分红来维持。溥铨撰写的《父亲庆亲王载振事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他曾养过龙睛鱼、金鱼、天鹅、野鸭、虎皮鹦哥等，特别喜爱养蛐蛐、金钟子，不惜重金选购，还买了很多精致的蝈蝈葫芦，有的是象牙雕刻的盖。
毫无疑问，这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好在庆王府赶上了1928年1937年劝业场生意最红火的10年。对此，溥铨文中记载道：劝业商场地点适中，落成后各类商户纷纷到那里租摊营业，商户要在场内得到一个好摊位，不但要交高额租金，而且要交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进场费。此外，劝业场外还有交通旅馆和龙泉澡塘，生意都很兴旺。
以现代商业选址要求来看，劝业场的创建可谓生逢其时。辛亥革命以后，壬子兵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国民革命军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北京局面动荡不安，一批军阀、官僚、富商等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使得租界人口剧增。数据显示，上世纪20年代末，法租界人口达52000多人，为租界之最。毗邻的英租界39000多人，日租界为36000多人。而劝业场的位置正好处于法租界，为周边的高端顾客群提供服务。
后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载振不参与劝业场的经营？看到劝业场生意红火为什么没有增资扩股？对此，金婉茹对笔者解释道，载振遵循了祖训，不与庶民争利。
不过从后来的变数来看，载振不参与的态度和小股东地位虽然让他少赚了钱，但同时极大程度地保护了他。相比之下，在那个动荡时代，大股东高星桥受了不少折磨和压力。
坎坷劝业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天津被日*-本军队占领后，由于日*-本兵成天在日租界打靶演习，设置路卡，对来往行人和车辆进行搜查，居民惶惶不可终日。随着顾客不断流失，劝业场的生意每况愈下，据载振三儿子浦铨回忆，有些时候，庆王府甚至拿不到商场的分红。
劝业场经营举步维艰，庆王府没有了收入来源，时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抗日战争结束后，劝业场的经营仍无好转。年迈的载振因此积忧成疾，最终，于1947年旧历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中国最后一位铁帽子王爷驾鹤西去。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间，劝业场的大股东高星桥因惊吓和操劳，病死在上海。至此，劝业场的两位创始人双双化作历史的尘埃。
可是，劝业场的故事仍在继续。1956年一个下午，金婉茹来到劝业场六层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她的大嫂张莱珊和姑姑金端生以及高星桥的儿媳。
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下，从这一天开始，劝业场划归国有，从此与庆王府以及高家再无股权上的关系。在一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平日被讥笑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往往会挺身而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金婉茹和大嫂张莱珊和姑姑金端生这几位庆王府娘子军便代表溥钟、溥锐、溥铨签字，将所持股份捐赠给政府；而大股东高家则派出高星桥的四儿媳为代表。
由于金婉茹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口头表达能力强，再加上她当时的身份是天津某街道办事处职工，因此，她代表股东发言。金婉茹依稀记得她当时说：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宽大处理，我们没有能力经营好劝业场，愿意将所持股份捐赠给国家。劝业场的员工工作努力，我代表股东希望政府能够将他们留用。
王孙今何在
公私合营后，天津劝业场翻开了新的篇章。当代著名书法家爱新觉罗兆基目睹了这一变化。在兆基看来，以前只有达官贵人可以享受的待遇，普通老百姓也能体验一把了。爱新觉罗兆基是努尔哈赤第六子拜塔王爷的嫡孙，按照辈分，他应该叫金婉茹姑姑。当时兆基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最经常光顾的是劝业场的改造后的光明影院。尽管当时一场电影的票价是两毛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相比之前更具有亲和力。
解放以后，爱新觉罗后裔走动开始频繁起来。像以前我们都不敢联系，在过去，两个王爷之间，即便是亲兄弟也不能相互走动，不然有谋反的嫌疑。爱新觉罗兆基对笔者表示，他与姑姑金婉茹相认也是在解放后。
金婉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北奉系张作相上将军五公子的妻子。金婉茹曾从师四叔溥铨学习绘画书法、从师张伯驹老先生学习作诗填词，拜樊筱舫先生学习书画，擅长画骏马、雄鹰、金鱼、松、竹、梅、兰，现是天津市文史馆书画组成员、天津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
回顾过去以及劝业场历史，有何感慨？问及这个问题。金婉茹沉吟半响，提笔在纸上写下：改革辉煌，以史为鉴。
